发表时间:2016-03-11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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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创新 弥补“深圳短板”

源头创新 弥补“深圳短板”

 顾文剑

  [目前中科创客学院已入驻创客260余人,项目逾50个,服务创客5000人次,为社会提供600余个就业岗位,已有10%的项目获得了天使投资,成功走上创业之路。]

  [据华大基因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公司在全球55个国家架设了业务,5000余名员工的平均年龄27岁。总部的研发团队中有30%学历为博士。]

  大量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的稀缺,导致深圳在“源头创新”能力上的捉襟见肘。这几乎是这座新兴城市由来已久的“短板”。

  与此同时,城市东西狭长的地理格局业已开始发出“空间有限”的预警。对于“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新一代移民们,房价高企到“有能力阻碍梦想了”。

  深圳的未来或许面临更大的变局,即如何用现实的创新动力来解决未来的发展瓶颈。

  年轻城市的教育短板

  深圳人的一个共识是,该市缺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支撑不了深圳的产业创新能力和升级的客观需要。

  受访者戏称,这种稀缺性在罗湖口岸显露无遗:每逢周一和周五,只要数数那些来往于香港和罗湖口岸的学生人数,就能了解到深圳在学校资源方面的贫乏,这还不包括借宿的学生数量。

  “尤其是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和作产业战略布局时,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集中表现在了人才的培养上。”刘靓是华大基因产业孵化和创业投资平台的负责人。他说,“简单来讲,我们要的人,深圳非常缺乏。”

  2007年,“华大基因”在辗转北京、杭州多地后,最后落户在了深圳。之前,一家规模巨大的制鞋厂停业转型,厂房让位给了华大基因。

  最让“华大人”津津乐道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基因库”,它将由华大基因代运营。

  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综合基因库,这个位于深圳大鹏的基因库及其建设被外界视为意义重大:保护、开发和利用中国宝贵的遗传资源,维护国家生物信息安全,提升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

  在不少城市反思当初没有留下“华大基因”的同时,该公司一度面临“科研力量不足”的短板,甚至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刘靓说,“尤其在前沿科学领域,一旦停止更新升级,将很快被市场所淘汰。”华大基因采取了相应措施,一边在全世界布局,一边满世界“找人”,并且大胆起用新人。

  他说,由于华大基因目前为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和基因测序服务供应商,要想达到“万亿级”的市场级别,还有一段距离要走,因此人才的需求会很大,但深圳无法在人才总量上满足这一需求。

  据华大基因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公司在全球55个国家架设了业务,5000余名员工的平均年龄27岁。总部的研发团队中有30%学历为博士,而一名出生于1989年的工学博士则担任了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副院长。

  在刘靓看来,虽然在“现代企业的创新发展”上,华大基因曾名列FastCompany“2013年中国十大最具创新力企业”,并入选麻省理工《科技创业》杂志“2013年全球最具创新力技术企业”50强,已经成为了某种“典范”并频频见诸报端,但这创新能力的背后还是对于“人才的重视”。

  刘靓表示,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华大只好在全国高校物色人才,并吸引其他外国专家来加入团队。但华大基因仍希望,在涉及生物基因的国家战略级项目上,由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和人才来领衔和指导。

  刘靓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华大在两条“战线”上吃紧,一个是考虑如何给年轻人提供合适的发展空间,另一个想办法怎么在创新活力踊跃的深圳留住人才。

  包括深圳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内,人才流失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流失的人才有时会以市场竞争者的面目出现在老东家的面前。

  一家独大的创新到头了

  尽管深圳在地方高等教育力量的培育上努力推进,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局面很难有根本性的好转。

  早在2006年,深圳就意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补充“源头创新”的不足和工艺机构的匮乏,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在当年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由于该院同时引入了理事会管理制度,弱化了行政体制的色彩,该院成为“新型科研机构”,并发展成深圳规模最大的“技术、人才、服务”的主要聚集地。

  该院院长助理毕亚雷说,虽然深圳在电子产业体系上全球领先,但企业同样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阻力。从2011年开始,深圳开始实施“孔雀计划”:专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并提供政策、补贴和资源。累计有1200多名“孔雀人才”被深圳延揽。但从企业角度出发,招揽了人才,还要想办法留住人才。

  虽然自立门户的行为被视为“正常竞争”,在高速发展30多年后,深圳一家独大的创新局面已不复存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战略官成明和认为,失去了“一家独大”的所谓优势,反而是这个行业真正具备活力的象征。未来的竞争核心,仍集中于企业和人才的创新能力。

  毕亚雷曾担任深圳一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离职后一直从事“院地合作”的资源整合工作,即建立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孵化的公益性产业联盟。这项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吸引该院的数百位“海归专家”。

  对企业来说,这些专家由于编制上并不单属于某家公司,因此可以由企业出于自身实际而提出“使用”的需要,如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委托开发需求,申请国家立项支持,可以寻找先进院的帮助,而院里专家的科研成果也被鼓励进入市场的技术转移。

  该院提供的数据称,该院借助专家和市场的力量,已经孵化了300多家企业,其中一家后来选择在上海嘉定从事电动动力研究。目前,产业联盟“横向合作”的款项每年现金达1亿元,深圳每年1/3受政府资助的团队都出自该院。

  即便如此,该院也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毕亚雷说,院里有很多专家后来回到家乡,担任当地某一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有些则选择去了企业,认为发展空间更大。

  在先进院看来,这仍属于正常的“人才流动”。该院为此专门建立了“校友会”以及“人才吸引力”计划,以增进深圳与内地其他城市的互动,并且增加海归人才对于深圳的吸引力。

  房价高企的挑战

  人才流动已非最大的创新危机。

  深圳企业界人士将不断高企的房价和东西狭长的地理环境视为深圳创新“看得见”的挑战。

  深圳南山区集中了包括康佳、TCL在内的多家总部公司。从总部大楼的顶端远望,摩天楼的顶部和空中的塔吊正在勾勒出城市的新轮廓,而不远处就是山脊线。

  纵然“来了就是深圳人”说明了城市的包容度,给人归属感,进而成就事业上的进取精神。但出于对房价的考虑,迈瑞已经将自己位于国内的研发中心设置在了南京、成都和西安。

  “深圳的高房价已经让年轻人不堪重负了,这最终会影响年轻一代的创业热情。”成明和认为,对企业而言,这是能否吸引人才最为关键的落点:谁不希望在自己创业的城市定居呢?

  深圳市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长周路明也表示了类似的忧虑,虽然深圳对各种人才提出了补贴政策,但是高企的房价开始阻碍年轻人的梦想。“对家境一般的年轻学子来说,深圳的房价已经形成了一道门槛,”在周路明看来,这门槛的标准高到接近北京和上海了。

  由此,房价似乎成了一些企业在吸引人才上的硬伤。深圳一家高科技企业董事长高远称,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高企的房价将成为能否留住人才的壁垒。他说,在校园招聘时,毕业生询问最多的问题在于有没有“房贴”。

  “企业没壮大之前,怎么支付给员工一大笔房贴?”他说。

  进而某些受访者预见,深圳创新的最大制约来自“饱和的地理空间”。“濒海的山区地形很难有所突破,除非在行政区域上有大的调整。”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这涉及到各地方的利益,因此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深圳升级现代服务业,也是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创新。

  根据自身资源特性,深圳提出了发展四大支柱产业,即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计划,其中有3项属于现代服务业。

  目前,深圳正通过新区布局,解决发展空间的问题,并在空间上重构产业的新增长点,光明、龙华、坪山和大鹏半岛等功能新区有望成为新的城市增长极,形成“双中心、八组团”的城市发展格局。

  “空间上类似旧金山的湾区。”郭万达说。

  创新的模式瓶颈

  周路明还提醒《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注意,就在《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出现的10年前,也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在产业转型和升级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虽然国有企业在高科技产业上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但由于研发人员未获得成果分配,反而出现了研发人员的跳槽热。大量研发骨干的出走,导致国有企业出现了技术升级上的困难。

  “那会儿有不少观点认为,应该用行政化的力量制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深圳最终创造性地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允许科技研发人员在竞业限制前提下的自由流动。”周路明说,要是当时不这么做,也成就不了现在的中兴通讯(13.750, 0.05, 0.36%)、迈瑞医疗等高精尖企业。

  与当年情况类似,深圳市现在同样面临“源头创新”的难题,也就是如何在新生事物的孵化和产出上,形成更大的自发性能量。

  企业虽然成为深圳创新的主角,但很难短时间内突破“源头创新”的瓶颈。周路明认为,中国数十年下来收获了产业发展的成果,但从模式上分析,企业多进行了“跟随式创新”。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技术瓶颈。

  他说,产业布局的时机便成为重要的议题:即企业如何在发达国家“完成布局”的全球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特别在国外产业刚刚开始、还未布局的阶段便能进行产业布局。

  在周路明看来,“源头创新”的难题需要依靠企业和政府合力解决。“对于一项仍为产业空白的新生事物来说,‘值不值得做’的评价体系、是否支持发展的资源配置方案、低端走向高端的市场引导机制、新发育市场的培育手段等等,都需要由政府进行制度化的安排。”周路明指出,对企业来说,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决定能否最终推向市场的社会条件。

  问题来了,谁来承担模式突破的责任?

  新型科研机构或为新发力点

  作为“创新型城市”的一部分,大学城、科研机构在深圳的布局,成为了创新动力的新发力点。包括南方科技大学、先进院以及企业的新型科研机构纷纷设立,弥补深圳在科研及其体制上的短板,并致力于解决“源头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历经了“科研人员出走”、“GDP被超越”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深圳将提高创新能力的发力点瞄准了民办研究院和民办科研机构。

  周路明认为,虽然教育和人才培养是提高一座城市创新能力必不可少的推手,但在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上,深圳却走在了前列,如从美国引进重点实验室、吸收日本的先进制造技术,然后综合形成深圳的产业布局。

  除此之外,让这位前政府官员最看好的是“新型科研机构”。在他看来,包括华大基因、光启科技在内,多数深圳的创新型公司都会设立相应研究院,而这些机构正成为深圳“源头创新”的突破口。

  找到了创造力的主角,剩下的就是路径和方法了。在深圳的民办科研机构成为“源头创新”的动力之前,它们必须放弃国有行政化事业单位办事的做法,也就是周路明所描述的机构目标导向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非撰写大量论文”。

  “比如拿华大基因、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先进院等机构,若和‘国家队’科研机构作比较,前者更贴近市场,市场要什么研究什么;后者更大程度上致力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周路明说。

  目前,深圳有25家民办科研机构在运作,并承担着数项我国科研体制改革创新的研究性课题。但它们的目标在于,能否在深圳建设以企业为核心的基础创新体系。

  这样的突破行为被毕亚雷视为深圳的“产业独立决策”。“深圳在重大转型过程中,产业独立决策的痕迹较为明显,”毕亚雷认为,深圳政府虽然在组织,但几乎由企业独立自主。”

  然而,一旦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市场淘汰”怎么办?

  先进院的工作要务之一是识别能形成有效贡献的项目,而旗下中科创客学院的创客们有来自先进院的科研人员、青年大学生、回国人才和基层群体,创业项目涵盖开源硬件、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创客教育和医疗康复等热门前沿领域。目前学院已入驻创客260余人,项目逾50个,服务创客5000人次,为社会提供600余个就业岗位,已有10%的项目获得了天使投资,成功走上创业之路。

  毕亚雷说,每年的项目进入种子期融资的大概在六七个,占项目总数的10%。

  “如果创业不成,我们还有上千家合作伙伴,与国内顶尖的北大、清华高校联系也紧密。创业者可选的途径很多。”

  目前,深圳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累计达到1200多家,覆盖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

  “高龄创业者”领头的角色转换

  2014年3月,周路明辞去深圳市科协主席的职务,从公务员岗位调任到非营利组织平台、即深圳南方太空科技研究院工作。这一年,深圳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201亿余元,并占GDP比重为38.75%。

  由于深圳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香港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并提出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并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理念,他的离职更多地被视为这一背景下的政府工作的转型。

  成长于香港的黎德光博士是原惠普全球副总裁,他从IT技术的发展角度,多次考察香港与珠三角在周边城市群的合作。

  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深圳在城市发展上的定位,不仅仅是在科技方面的突破,同时也要在多个创新领域有所加强。

  城市规划要着重于智慧城市,对交通、环保、安全等做出长期和全面性的设计。研究部门与执行部门最好能分开。黎德光对于产业未来的布局观点是,一定要硬件与软件齐抓,资本运作、环保、高端科技等方面,也要全面对接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

周路明说,政府仍将在创新领域的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决策上发挥重要作用,但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到先期研究和执行的阶段。

  “深圳创新的下一步,应该寻找新的组织者,解决源头创新的瓶颈。”周路明眼中的“组织者”是一种非营利机构,它应该具备这些功能:即通过研究给国家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借助相关活动建立产业生态,召集专家来进行系统性的判断,使用传播手段,加快新的市场培育。他坚称,这代表了一种趋势,有关创新的执行重心将会下移到企业。

  显而易见,企业和政府在该领域力量的此番此消彼长,反而解决了政府执行难、影响资源配置等诸多问题。周路明戏称自己是“深圳的高龄创业者”。

  正在召开的深圳市两会上,作为市政协委员的周路明提出了设立“技术特区”的设想。他建议通过人大立法,在特定区域设立以源头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实验区,重点解决国际范围颠覆式创新产品的社会实验瓶颈,进而带动技术和人才的大规模聚集,打造国际化创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