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15-09-12 来源:陈清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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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泰:源头创新亟待破除体制障碍

源头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发展信息产业当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很长时期以来,这一类的研发主要靠国家研究机构一条腿走路,投入有限,成为我国更加薄弱的环节。

目前,我国在部分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从跟踪追赶进入到全球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前沿,华为的任正非总裁就说过,我们已经走到产业的前沿,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技术引领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一些民办的、企业化运作新型研发机构。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经成为我国源头创新和拉动新兴产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深圳的华大基因、光启等。这些机构和传统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都不同,他们是把源头创新或前沿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集于一身,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第一,它们从源头起步,他们不走引进模仿的老路。虽然研发周期长、风险很大,甚至有的技术在一段时间还看不清楚到底可以应用到哪些领域,但是一旦实现突破,就会迅速裂变出多种多样的技术。

第二,它们采取民办方式、民营机制,属于体制外。因而它们采取市场导向、目标清晰,它们在选人、用人、选择研究课题以及考评考核机制方面,不受传统约束,能够充分调动所有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加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和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源头创新与产业化集于一体。这类机构在确定科研项目之初就有产业化意图,产品开发和产业化队伍之间没有学科间的割裂,却有学科交叉的艺术效果。从事源头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市场开发经理人,形成与市场营销无缝对接,由此创造惊人高效益。

第四,是国际化。他们以国际前沿竞争的视野,建立国际人才队伍,开发国际前沿技术,利用全球技术平台,布局业务板块,投身产业竞争,这类机构的崛起在我国开办了民办组织的先河,有助于技术研究,开拓了科技探索与产业化结合的新途径,开启了聚集人才源头创新的新局面。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技术和知识资源流动的格局正在改变,我国获得国际水平人才机会窗。因为我国有丰富的智力型人才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再加上多层次、大容量的市场,大量海外科技人员选择回国创新创业,如果政策得当,这类机构和模式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

但是,这类新兴机构与现行的体制如何对接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民办的身份难以得到认可和支持——这类民办机构不太容易申请到国家的科研项目,它不能享受进口科研设备的免税,有的新兴机构最后又不得不戴上事业单位的帽子。这种回归旧体制的做法带来的问题是机构的动力机制和创新活动都会迅速弱化。所以,以事业单位名义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后,很可能就削弱了这类机构的竞争力。

第二,这类机构既搞基础研究和科学探索,又开展产业化应用的模式,与现行的科技和产业发展体制很难对接。他们所做的源头创新,多发生在新兴领域或交叉学科,又是技术的前沿,原有的评价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我国采取的是分段、分割式的科技管理,对不同环节的支持对应着不同的部委,相互之间又缺乏衔接和协调。而有些政策支持是以能否划清各个环节的属性为前提。例如认为只有远离产业化应用才叫基础研究,才有资格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化应用一体的这类机构难以成为国家基础研究支持对象,也很难成为产业化支持的对象。再有政府支持这类新型机构,用地方财政去支持这样的机构,一旦失败会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政治风险,而支持成功了,知识产权属于谁这些问题也还缺乏法律依据。为此我们曾经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希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该及时考虑这类新型机构的特点,依照它们的特点给与它们适当的位置,鼓励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允许地方根据自己优势,明确支持的原则的边界和支持的方式。

2012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些人员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一次考察和调研,这次调研使我有很多感触。长春光机所这些年来取得很好的业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地进行改革和探索,他们的探索我归纳为几点:

首先在研究所发展理念上开始发生变化。长春光机所自己确认,产业化是高技术成果的最终归宿,这就进一步确立了产学研并举的发展理念。以前,长春光机所以高技术开发和工程化为主要目标,搞到工程化就完了;现在不是,它要出现高技术成果,要出产品,开始把高技术研究、工程化、产业化的链条打通而这正是传统体制的弊端。再有,光机所改变了评价体系,他们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重要目标。原来科研机构的产出是论文、专利、样品,而市场所需要的是产品、技术,科研机构的成果如何转化,谁来转化,在过去是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长春光机所从这个方面三个角度做了转变:首先研究所允许研究人才带着研究成果去办企业,再把一部分反哺科研;再就是研究所办科技企业孵化器,并且建立了光电子产业;第三途径就是建立分研究所,他们在苏州建立了医工研究所。

长春光机所一度遭遇发不出工资的困惑,但他们意识到到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而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向产业化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办了20家企业,有了自己经济的来源。这些自主的经济来源,改变了光机所的发展机制。有了这些资金,长光所不仅有能力根据科学发展趋势,自主培养方向和科技项目,也有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改善实验条件,搭建研究平台。换句话说,长光所从国家带动转变主动超前部署引领需求。这种发展机制的转变,科研条件的改善,大大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科研能力和水平,也加快了人才成长,从而使得研究所的活力和凝聚力大大增强。

考察之后,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我们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中国的态势,中国的态势从哪里产生?从全球高技术企业发展来看,包括光学领域在内,前沿企业必须从基础研究积累开始,实现技术转化进一步实现产业化。这类企业中原始创新处于基础地位,具有支撑作用,是保持领先地位的源泉。但目前我国既有的光学企业不仅基本没有原始创新能力,而且科研机构的高精尖研究成果也基本没有接盘能力,这造成一方面科研成果闲置,另一方面国家迫切亟需的产品得不到满足。

既有原始创新能力,又能实现产业化,造出国家亟需的产品的企业从哪里产生?依托现有的企业,虽然在物质上、生产能力建设上比较容易实现,但人才和团队的聚集,原始能力的创新积累,绝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

我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一个是把长光所整体转制为公司;另一个就是长光所一分为二——就是说还要留一部分专门做光学研究,但是我想如果体制机制设计得好,其实也不一定。美国贝尔实验室先后出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IBM也有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分别在电路、光学、通讯基础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讲这些主要还是说源头创新在国家建立创新体系以及发展新兴产业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却又是非常薄弱的。源头创新机构如何产生,如何发展,仍然还存在没有完全解决的很多问题,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源头创新百人会将来做研究、研讨的发展空间。